三是公共利益与政府的相关利益，尤其是额外的或与替代性保障程序伴随而来的财政与行政负担（C）。
在德国学者看来，起源于启蒙运动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维护自由的工具，在‘驯化至高无上的主权这条唯一独特的欧洲之路上，罪刑法定原则就是它发起和保护的措施之一。在刑法学上确立一个以宪法规范为内容的法益概念，可以促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贯通。
[20][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98]对终身自由刑的合宪性质疑主要在于：长期监禁可能导致人格改变，因此侵犯基本法第1条对人性尊严的保障。[2]（2）在保障人权的层面，李斯特指出：不得为了公共利益而无原则地牺牲个人自由。（3）如果将法益仍然交给民主决断，那么法益就依然只是立法形成的结果，依然只是实定法下的概念，也就仍然不具备法益在刑事政策层面的批判立法功能。[74]按照我国法益保护论的重要倡导者张明楷教授的概括，关于法益概念的首要分歧在于：法益是前实定法的概念还是实定法的概念？即在实定法将法益作为保护客体之前，是否已经存在法益或法益的内容？[75]这个分歧也会影响到对法益功能的认识，从而直接关涉李斯特鸿沟问题。
确定具体的保护方式和范围是立法者的任务，宪法将保护义务视为目的，却不提供具体的保护方案。[110]如果刑法解释本身应贯彻合宪性解释[111]的要求，此种分歧将会如何？[112] 2.风险刑法与国家任务。摘要: 利害关系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要件。
再如，工商机关的登记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债权人的损害，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复议法所指称的关系，债权人不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⑫] 参见[日]原田尚彦：《诉的利益》，石龙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贺奇兵：《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标准的基本定位——基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目的差异的视角》，《法学》2015年第12期，第39页以下。上诉人上海超慧实业有限公司与建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支付货款后，建材公司未按合同履行义务，上诉人认为这是由于被上诉人审查不当所导致的，然而上诉人与建材公司发生的商业往来属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受到的利益侵害，并非由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所导致。
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涉诉公司工商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与涉诉公司工商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不具有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针对行政复议第三人的资格标准——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中指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
三、本案判决的思路与意义 判例分析的意义未必仅在于对判决提出批评，还有可能是揭示判决所包含的内在法理。[②] 香港昆利发展有限公司、晶泽有限公司不服湛江海关行政处罚决定案，是第一起以原告资格为主要争点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件。而本案的民事争议点为经营中的民事权益问题，而行政的争议点是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两者并无关联。在此后的案件中，该标准的认定也成为法院审查的一项重点。
北京市工商局以其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申请。（一）案件事实 2006年11月至2009年9月，原告黄陆军等18人先后分别与内衣城公司（由东阳市开发总公司等设立）、世贸城公司（由内衣城公司更名而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世贸城商业用房，与商管公司（由世贸城公司设立）签订业主商铺托管协议，或者与商管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承租世贸城商铺。但在新公司法之下，注册资本由验资实缴转为认缴数额，已不存在实质审查问题另一种则先行审查本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与上级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裁量基准是否存在原则性冲突，如冲突则适用上级的，如不存在原则性冲突，考虑到上级行政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较为广泛、事务较为宽泛，其制定的裁量基准未必能够适合每一个下级具体行政区域，因而适用本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可能更有利于行政行为的作出。
[55]参见陈娟：《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引发争议—自由裁量应以何为标准？》，《中国安全生产报》2008年4月8日。如办案部门作出低于或高于《若干经济违法行为罚款参照执行标准》的罚款处罚，必须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专项说明，经分管局长批准后，报请局长决定或提交案件审批委员会讨论决定。
[29]不过，本案一改强调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了Arizona Grocery所提出的权力分立原则，不过与其不同的是本案针对的是立法性规则的拘束力（而不是立法性规则的面向未来性），事实上赋予了阿卡迪原则新的内涵，只可惜并没有进一步的阐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相关负责人认为公布指南就是一种承诺，就可以作为司法部门审查的依据。
不过，本案执笔的道格拉斯（Douglas）大法官并不建议所有违反行政机关规章的行为均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于是给人带来的疑问不仅仅在于阿卡迪原则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同时还产生了另一个疑惑，即行政机关违反了自己的程序规则时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接下来的就是阿卡迪案本身了。不过，总体来说，受到阿卡迪原则约束仍然主要以立法性规则为主。[28]该案争议涉及到尼克松总统，他声称自己对相关的录音带拥有特权（这些录音带可以证明尼克松总统本人知晓1972年的水门事件），最高法院认为国会授权给司法部长权力进行刑事调查，而司法部长为特别检察官颁布规则具有合理性，这些规则含有对行政特权进行确认的权力，法院进一步指出：这里，在阿卡迪案中，理论上讲司法部长可以修正或者废除特别检察官的权力。[6]See Elizabeth Magill, Agency Self-Regulation, 77 Geo. Wash. L. Rev. 859，861（2008-2009）． [7]关于明确原则，可参见高秦伟：《美国禁止授权原则的发展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5期。但是遇到汉森（Hansen）的那位地区代表则未建议他提交书面申请表，导致她丧失了一年的福利待遇。Mission Group Kansas, Inc. v. Riley, 146 F. 3d 775，784（loth Cir. 1998）。
在中国，所谓的行政裁量基准之效力、性质、如何实现自我拘束均仍然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特定的语境深入探讨（抑或有无改进的余地？）。[59]此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参见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再如，行政机关依据反垄断法的授权，制定了许多的实施指南用以指导如何展开具体的工作。马歇尔（Marshall）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则只承认正当程序原则的使用。
一位爱荷华农民从农业部地方官员那里得知再次耕种小麦便拥有联邦粮食保险，但是当小麦被洪水所损坏，政府却因农业部规则中规定再次耕种并不属于保险覆盖范围而拒绝赔付。四、中国问题与比较分析 在中国，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措施逐渐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关注，[53]如先前公布的《四川省公安交警执勤执法指南》，有关其效力的探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相关负责人就认为认定指南的效力关键在于其是否公开，不公开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公开了就要接受司法监督。
二、阿卡迪原则 那么阿卡迪原则究竟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呢？该原则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时经过一系列的判例而产生，命名由来则因United States ex rel. Accardi v. Shaughnessy案而起。不过这一解释有些牵强，法院一直试图在裁决的追溯性与立法的面向未来性之间进行区分，认为国会应该受拘束于自己的法律，因为它并无权力让法律具有可追溯性。为了保护信赖，为了克服行政上的便宜主义，应该关注非立法性规则能否改变立法性规则的内容，是否要得到相应的授权，是否要经过相应的程序，如何展开法律解释问题等。法院、行政机关都应服从于国会明确表示的意图。
总之，从以上列举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对于阿卡迪原则内在的正当化根据是什么，什么构成行政机关有义务必须遵守规则的因素，行政机关违反遵守规则的义务时，又有什么样的合理救济途径，并不是十分清晰。该原则之所以能够发挥行政机关自我拘束的积极功能，在于如果行政机关要改变自我拘束的手段存在相当的成本：即一方面因为改变自我拘束的手段需要花费大量的支出，[15]另一方面由此引发的行政行为也将面临司法的审查，行政机关可以制定一部新的规则，但它必须时刻准备着在法庭之上捍卫自己的规则是理性的、并不任意专断，必须解释推翻先前规则也是理性的、并非系任意专断的行为。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内税务署的指南并不能拘束行政机关因为它并不是一项立法性规则，并无国会的授权。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司法部长违反了自己应该遵守自己规则的原则，司法部长的名单与规则中有关请求中止驱逐的处理程序不符。
[17]阿卡迪原则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前阿卡迪时期、阿卡迪10年发展期、70年代以及现代时期。著名的U. S. A.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案提出了一种两步法来审查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效力，并由此确立了谢弗林尊重，只要行政机关在规则中的解释合理，法院就予以尊重，这较大地改变了美国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此予以重点介绍，以期对中国行政法治与裁量治理提供借鉴。[54]但由于中国行政立法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理论与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可能就会出现类似周文明诉文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的情况。结语 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方式，可以让上级行政机关更好地指导下级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关键词: 自我拘束，激励，行政规则，行政裁量 引言 行政裁量（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作为行政机关运作的主要内容与特点，长期以来备受美国行政法学者关注。
[1]See James M. Landi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pp. 23-24, pp. 154-55。[33]在这一尊重原则的指导下，法院较少推翻行政机关的规则或者解释，极大地影响了阿卡迪原则的适用。
前者主要是指行政机关遵循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告知与评论程序而颁布的规则类型，与法律具有相同的拘束力。这种情况与大陆法系国家如今不再特别强调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差异有异曲同工之妙。
[45]这种细化式的审查标准，可以提前告知行政机关违反自我拘束措施的后果，结果将是低廉的成本与有效的规制。在FCIC v. Merrill案中，[35]涉及到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颁布的一项保险政策。
